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概念，科斯提出這個概念分析制度并比較不同的交易形式或制度安排，這是有新意的。但筆者認為，科斯雖然提出了交易費用這個概念，但他對交易費用的理解其實是有問題的。

交易費用概念有兩種理解，一是認為交易費用是單個個體由于“交易活動”而產生的費用，如簽訂合約，討價還價等產生的費用，這種理解是狹隘地理解了“生產”，即人為地把交易和生產分開，其實交易本身也是一種生產活動，都是為了實現某個目標而產生的人的行動。交易和生產的區分只是經驗層面的。另一種是把交易費用理解為制度（如市場或企業）運行的費用。下面主要探討后者。

按照科斯，市場存在交易費用，有交易就有交易費用，交易活動多則交易費用高。根據這種觀點，經濟發達國家交易費用很高，而沒有什么交易的國家交易費用反而低，如韓國的交易費用反而比朝鮮高，這背離了常識，也使交易費用這個概念就失去意義。實際上，如此理解的交易費用變成了“產出”概念，即已經不是一個“費用”概念，而是“產出”概念。

我們不能把正常的經濟活動都視為交易費用。交易費用應該理解為交易受到阻礙產生的費用，克服這些阻礙就是降低了交易費用。如馬云的支付寶降低了交易費用。企業家的行動是降低交易費用的。下面將強調，交易費用是限制企業家的活動，如干預市場才產生的。對企業家行動限制得越多，交易費用越高。當交易因此而減少時，交易費用就增加了。

科斯認為市場本身就存在交易費用，組織替代市場降低了交易費用。不同的交易形式，如組織或市場有不同的交易費用，根據交易費用的大小，選擇不同的交易形式，這個交易費用是局外人（經濟學家）可以計算出來的，經濟學家根據計算出來的交易成本大小，選擇最小的交易形式。這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（最大化計算），選擇不同的交易模式，就是對交易成本高低的計算。另外，這是給定約束條件下的成本收益分析，也是對孤立的個體而言的最大化分析，而社會是無數個體構成的，分析單個的個體不等于對社會的分析。所以科斯的“社會成本”分析其實是沒有“社會”的。

這一點還體現在科斯沒有把市場交易和單個個體的交易加以區分，他從單個個體的交易跳躍到市場交易，認為單個個體的交易有交易成本，所以市場的交易也有交易成本，因此，組織替代市場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結果，但這里，不能把單個交易等同于市場，組織替代的是單個個體的交易活動，而不是整個市場的交易活動，事實上，組織是市場的一部分。組織對單個交易的替代，不是對市場的替代。

科斯把討價還價，簽訂合約等等與交易相關的支出視為交易費用，而這些支出是正常的經營活動本來就會發生的。如簽訂合約對商家來說是“費用”，但對幫助商家的律師來說就是“收入”。還比如，廣告或中介不是增加而是降低了交易費用。我們不能從局部（如商家）的角度去看整體，即把個體的費用視為一個社會的交易費用。

另外，單個個體在選擇交易的形式，如市場購買或內部組織時，他只從自己的成本收益考慮，他不會區分那究竟屬于“交易的成本”還是屬于“生產的成本”。科斯把個體的“交易成本”單獨拿出來，并把它等同于市場的交易費用，這種跳躍是不能成立的。實際上，交易成本總是個體的（因為只有個體能夠做出選擇），不存在“市場的”交易成本。

科斯把交易費用概念引入，為的是說明不同交易形式（市場或企業）之間的選擇，那種交易費用更低的交易形成會被選擇。然而，成本是對當事人而言的，他的選擇產生他的成本，或者說，成本是當事人的成本，不是經濟學家眼中的成本，經濟學家不能替當事人計算交易費用。我們無法比較不同交易形式的“成本”，或者說，不能假裝知道當事人的成本，用自己的目標代替當事人的目標。

如科斯定理，即“假如沒有交易費用，那么不同的制度安排，其結果是相同的”，這是假設了一個沒有摩擦的世界。是的，科斯認為真實世界有摩擦，但要知道，真實世界本身就是有各種經濟活動（交易形式）存在的，所以，這不是摩擦，而是世界本來就是如此。沒有這些摩擦（科斯說的交易費用），就是一個白茫茫的世界，一個沒有人的行動構成的世界。科斯虛構了一個無摩擦的世界，一個沒有人類行動的世界，然后把這樣的世界作為參照對象，認為真實世界有人類活動，有制度運行，所以存在交易費用。下面將指出，他把這樣一個虛構的世界作為參照對象是弄錯了。

維護秩序，保護產權所產生的費用不能被認為是交易費用，如納稅人為此而繳納的稅不屬于交易費用。超出正常的維護秩序范圍，為了其他方面的目的而產生的支出才是交易費用，如前蘇聯為了自己的統治而實施的那些制度所產生的支出，以及造成的潛在損失，如對創造性的壓制，可以被視為交易成本。所以，計劃經濟的交易成本是最高的。但按照科斯的理論，計劃經濟因為沒有交易，交易成本反而低。科斯認為市場產生交易費用，而我們認為市場是降低交易費用的，使更多的交易發生，其實是降低了交易費用。當交易因為某種人為的原因不能發生時，才是產生了高昂的交易費用。或者說，那種壓制企業家行動的制度交易費用高，如朝鮮的交易費用應該是比韓國高得多。

所以，交易費用不等于制度運行的費用，或者說，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產生交易費用。只有那些限制企業家發揮才能的制度才產生交易費用，而那些保護產權，維護秩序的制度是降低交易費用的。新制度經濟學沒有區分這兩種制度安排。真正應該比較的不是不同的交易形式（市場還是企業），這只是一個經驗層面的問題（即不是經濟學問題），而是不同的制度，它們究竟是限制還是促進企業家才能的發揮的，這是有意義的制度比較，也是經濟學可以回答的。

新制度經濟學假設人是機會主義，有道德風險的，制度的作用是防止機會主義和道德風險產生的損失，而這種制度的運行有成本，這種成本被稱為交易成本。而我們對人的假設與之不同，我們認為人是有創造性的，一種制度如限制了人發揮創造性，使得本來可以創造的財富沒有創造出來，那么這就是該種制度的交易成本。這是一種“機會成本”視角的交易成本概念。

所以交易費用的參照對象不應該是無摩擦的世界，應該參照自然法和一般性法則。由于背離這些法則而產生的社會財富的“潛在損失”才是“交易費用”。正確理解交易費用，需要改變參照對象，這一改變也意味著視角從傍觀者（經濟學家）切換到當事人，當當事人能夠更好地發揮企業家創造性時，就是降低了交易費用。科斯提出交易費用這個概念，是了不起的創新，但某種程度上只是補充了新古典經濟學，它對人類制度的改善，文明的推動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，這是一個遺憾。